劉后濱：開元名相張說的得意人生與政治品格(3)

三、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

張說因為是開元前后最負盛名的文壇領(lǐng)袖，與蘇颋二人被稱為“燕許大手筆”。所以，朝廷的許多重要文告都出自其手，包括一些重要人物去世以后的墓志銘或神道碑銘。其中影響最大的兩通神道碑文當數(shù)《裴行儉神道碑》和《姚崇神道碑》，在《張燕公集》卷十八《碑文》中列在一起。

《姚崇神道碑》引出了一宗大的歷史案件，就是唐人傳說中的“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”。唐代后期，有文人鄭處誨鄭重其事地編寫了一部玄宗朝傳聞匯編《明皇雜錄》，其中一個故事是描寫宰相張說和姚崇之間互相算計的。故事里說，姚崇和張說曾一同擔任宰相，可是姚崇很不喜歡他，在許多事情上都經(jīng)常給張說找茬，讓他難堪。張說因此銜恨在心。后來姚崇雖然罷相了，但還是得到玄宗的信任，所以有生之年張說也無可奈何他姚家。姚崇病重眼看難有好轉(zhuǎn)的時候，他非常擔心自己死后張說會報復。姚崇知道自己專掌朝政多年，不僅得罪了許多人，幾個兒子和下屬原本就有貪腐記錄，家里還是有一些事情，一旦有人揪著不放，還是難逃清算的。

于是他把兒子們叫到跟前，專門叮囑如何對付張說之事。他說：“張丞相和我關(guān)系不好，雖然他表面上不顯露出來，實際上嫌隙太深。他過去是，現(xiàn)在更是皇帝身邊的紅人，我要教給你們在我死之后對付他的辦法，否則我們家一定會受到其報復。張說這個人，追求奢華的生活，尤其喜愛各種服飾器用玩好之物。等我身歿之后，作為我曾經(jīng)的同僚，他一定會來吊唁。所以，你們一定要把我多年收藏起來的用過沒用過的各種服玩寶帶重器，都陳列到靈帳之前。張說來了后，如果他不回頭關(guān)注這些東西，那你們要盡快商量處理好家里的事情，我們整個家族都將被殺戮殆盡。如果他眼睛盯著這些東西，那我們家就沒有后顧之憂，你們可將其中一些器物送給張說，理由是請他為我寫神道碑的碑文。一旦拿到他寫好的文字，一方面要立即抄寫一份進呈給皇帝，另一方面，事先準備好碑石，當即鐫刻到石頭上。張丞相對事情的反應要比我遲緩一些，數(shù)日之后，他一定會后悔給我寫了那么好的評價，以修改文字為借口，回過頭來把碑文索回。到那個時候，你們就帶他去看已經(jīng)鐫刻好的碑石，并告訴他碑文已經(jīng)呈送給皇帝了。”

姚崇去世后，張說果然前來吊唁，并多次打量陳列中的三四件器物。姚崇的兒子們按照父親的囑托，一一照辦。沒過幾天，張說就把碑文寫好了，盡顯大手筆的風采，敘事詳備，對姚崇的評價也很高，一時被推崇為絕筆。碑文中有這樣一些話，“八柱承天，高明之位列;四時成歲，亭毒之功存”(《張燕公集》及《全唐文》作“八柱承天，高明之位定;四時成歲，亭育之功存”)。這里面的典故分別出自《楚辭·天問》和《老子》，意思是指姚崇擔任宰相，相當于地上的八根柱子撐起了蒼天，如同四季推移成一歲，自然而然完成了教化養(yǎng)育天下百姓之功。這是對一個大臣最高的評價。又過了幾天，張說果然派人來索回碑文，理由是用詞不周密，想再刪改加工一番。姚崇的兒子們將來人帶去看已經(jīng)鐫刻好的石碑，并告訴他碑文已經(jīng)進呈給皇帝了。來人回去復命，張說后悔得捶胸頓足，從牙齒縫里蹦出一句話：“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，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。”

雖然是一百年后鄭處誨記下的傳聞，這個故事還是有一些真實性的，這篇題為《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揚州刺史大都督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(奉敕撰)》的碑文也收錄到張說的文集之中，流傳至今。張說在碑文中說姚崇是“致君堯舜”的社稷重臣，“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，位為帝之四輔，才為國之六翮，言為代之軌物，行為人之師表：蓋維岳降神，應時間出者也”。在列舉姚崇的輝煌仕宦經(jīng)歷之后，文中說“公性仁恕，行簡易。虛懷泛愛，而涇渭不雜;真率徑盡，而應變無窮。常推是心，以御于物，故所蒞必甿庶風偃，驁狼化從，言不厲而教成，政不威而事理。去思睹頌，來暮聞歌。既登邦政，卒乘輯睦。及在宗伯，神人克諧。今之中書，是為理本，謀事兼于百揆，論道總于三臺。公執(zhí)國之鈞，金玉王度，大渾順序，休徵來臻，懋德格天，名遂身遜。拜開府儀同三司，崇其秩，逸其志也”(《張燕公集》卷十八，《全唐文》卷二百三十)。不僅極高地評價了姚崇的政績和人品，指出了姚崇做紫微令(中書令)時這個職位開始兼掌決策和行政的首相職掌特征，尤其明確其開元四年辭去相位是“名遂身遜”，接著拜為開府儀同三司，是皇帝為了“崇其秩，逸其志也”，即提高其品級和待遇，使其安享晚年。這就徹底回避了姚崇辭相是因為兒子和部下貪污受賄的事實，奉皇帝的敕命而作蓋棺之定論，保全了姚崇的名聲，也樹立了其后人的政治背景。

張說和姚崇有著嚴重的沖突和深刻的矛盾，是朝廷內(nèi)外人人皆知的事實。這樣一份碑文出自張說之手，沒人相信是張說心甘情愿所寫。按照制度，宰相的碑文和謚號都是要經(jīng)過官方程序來議定的，最終由皇帝定奪。所以張說在碑文中交代了，姚崇去世后，“有詔掌文之官敘事，盛德之老銘功，將以寵宗臣，揚英烈”，本身就是一篇奉敕命而寫的官樣文章。張說長期擔任監(jiān)修國史，朝中大手筆，這份差事自然落到他的頭上，其中也有著玄宗微妙的權(quán)力平衡和政治安排的用意。他要起用張說為相，但不能陷入新宰相否定舊宰相的權(quán)力斗爭之中。

在玄宗朝的逸事越來越成為閑談話題的中晚唐時期，張說為姚崇寫碑文的事實就被演繹成了姚崇算計張說的故事。反觀歷史，張說和姚崇的矛盾和分歧，主要在于他們代表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官僚，唐史專家汪篯將其概括為文學派與吏治派，他們有著不同的政治品格。在一個政治社會深刻轉(zhuǎn)型的時期，他們雖有著相同的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，但做派和風格卻截然不同。張說和姚崇都是那個時代的能人，但兩個能人不是一路人。能夠用好兩個互不相容的能人，正體現(xiàn)了唐玄宗的政治智慧和領(lǐng)導藝術(shù)。